老覃在昨天的文章《1947年，彭德怀攻榆林两次错失战机，仰天悲呼：我太对不起贺龙》中提到，1947年10月，彭德怀根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决定再次北上攻打榆林，以配合战略目标“两翼牵制配资排名第一，三军协同，夺取中原”。这一举动旨在扫清北线的障碍，为大军南下作战奠定基础。第一次攻榆林是在1947年7月，当时彭德怀的目的更多是引诱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向陕北沙漠边缘移动，但第二次的攻榆林却是一次决战，目标明确，彭德怀志在必得。
为了全力配合这次攻榆林的行动，晋察冀军区的聂荣臻和晋绥军区的贺龙也积极行动，派遣数千名战士，跨越千里，通过人力和马力的方式，把大量炸药运送到西北野战军的前线，确保攻城作战所需的物资得到保障。然而，尽管爆破攻城时的战术得到了成功，爆破口被打开，指战员却未能迅速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结果，攻城进程被耽误，爆破和强攻未能及时配合，导致了战机的错失，最终让攻城计划未能成功实现。
这一失误让彭德怀痛心疾首。他当时失声痛哭，抚胸悔恼道：“我太对不起贺龙！”彭德怀在《陕北九个月作战的基本总结》中更加深刻地反思，指出：“榆林之战，一个团长的不齐心，导致我们没有打破城池。”这深刻的教训令他心如刀绞，直到多年后，他依然在自述中提到，这次错误成为他在解放战争期间最痛心的经历之一。
展开剩余74%与此同时，远在西安的蒋介石也没有放松警惕。虽然他在战术层面上的能力有所不足，但在战略层面的眼光却依然犀利。他深知一旦榆林失守，西北的战局将会发生逆转，因此，他不断指挥从归绥、太原和西安等地调派飞机前往榆林上空进行空中支援，同时进行空投粮食和弹药。据不完全统计，这场战役中，敌军共动用飞机505架次，投下了117吨粮食和95吨弹药，为防止西北战局崩盘，蒋介石竭尽全力支持。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紧急调动了傅作义和马鸿逵两位将领，要求他们派遣地面部队增援榆林。11月6日，马鸿逵的儿子马敦静带领整编第18师等共3.5万余人从宁夏出发；邓宝珊也率领傅作义部队的暂编第17师约6000人从包头出发，两路增援榆林。随着援敌不断增多，我军久攻不下坚城，士气逐渐低迷，官兵疲惫不堪。
然而，彭德怀并未放弃。他再次施展了第一次攻榆林时使用过的“围城打援”战术，意图通过阻止援军增援来削弱敌方力量。他指挥第3纵队牵制宁马部队主力，同时调集第1、第6纵队在榆林西南的元大滩等地集结，准备歼灭敌方整编第18师的暂编第9旅及骑兵第20团。战斗于11月14日打响，但由于敌军骑兵的机动性强，再加上敌机的空中支援，我军在沙漠地区的隐蔽和防御难度极大，战损十分惨重。尽管如此，西北野战军的士气异常坚韧，战士们誓死决战，最终在15日，宁马援军终于因不支而开始撤退。
然而，正当我军准备乘胜追击时，彭德怀冷静地制止了冲动的追击命令。他深知马鸿逵的战术诡谲，指挥得当。“不能追击，”彭德怀强调，“即便敌人丢下了满地的金子，也不能盲目追赶。马鸿逵最精于此道，他会故意引诱我们追击，待我们的步兵追得筋疲力尽时，他会突然反击。”因此，彭德怀决定不追敌，而是调整战术，保持阵地，等待更加有利的战机。
到了11月16日，彭德怀发现敌军从北面绕过乌拉耳林再度增援榆林，敌军的力量持续增大。经过慎重考虑后，他下定决心，从榆林撤围，转移至响水堡、党家岔和鱼河堡一线进行休整。11月29日，野战军司令部在响水堡西南的赵家峁安营扎寨。彭德怀深刻总结了这场战役的教训，特别是对傅作义和马鸿逵的军事能力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他曾错误地认为，敌人隔着几百里的沙漠就不会前来增援，哪怕增援也不会积极，然而事实却证明了敌军的决心和能力远超预期。
他在总结时深刻反思，坦言：“带兵打仗，必须做到知己知彼，任何主观臆断都是致命的错误。”在多年后的《彭德怀自述》中，他将这次榆林战役视为自己军事生涯中的两次重大失误之一，时至今日，他依然对这段历史记忆犹新，痛定思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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